在我国，传统理论不承认公权与私权、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认为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应该是内在统一的，在实践上则体现出公法优于私法、公权优于私权的倾向，不重视保护公民个人和社会主体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在这其中，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就是对议会立法权力最为重要的限制，比如对于宪法第一章规定的平等权、请愿、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结社等权利，议会及其他立法者就不得违背，也不得通过法律予以不适当限制。[79] 通过一系列的判例，荷兰法院逐步建立并完善了依照宪法第94条进行条约审查的司法裁判标准：（1）法院首先会尽可能的将有违反国际法嫌疑的国内法解释为与国际法一致。
该法案规定，宪法第1条所设定的平等权不仅要求国家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要平等对待公民，而且适用于水平方向（horizontal relations）的平等主体之间（比如私有公司的雇员之间）。在1980年代以后的司法实践中，荷兰法院通过审查以下两个问题来决定自身是否依照宪法第94条来进行条约审查：（1）作为签约国，荷兰联合王国是否明确同意了条约的内容。[65] Polder是指通过筑坝将一定面积的海水围起来，然后用人工将里面的海水排干，晾晒成旱地的意思。事实上，即便是司法审查制度最为成熟的美国，法院的司法审查有时也会严重侵犯公民的权利。[51] Stephen Gardbaum, The New Commonwealth Model of Constitutionalism, 49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4, pp.45-46 (Fall 2001). [52] 1579年《乌特勒支联盟条约》签订后成立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是一个非常松散的邦联制国家，正式的中央政府并没有建立，各个省保留了完整主权——阿姆斯特丹所在的荷兰省（Holland）最为强大，只是每年不定期召开联盟会议讨论外交、军事、税收等共同关心的问题。
即，法院可以在一些例外的情况下对议会法案进行违宪审查——所谓例外情况，按照该提案的主张，主要是指法院有权针对一些可以直接实施的权利（directly enforceable rights）进行司法审查。1848年宪法修改以后，尽管责任内阁制得以确立，但由于政党制在下议院尚未形成，加之国王依然保留了部分立法权（尽管需要与部长共享），所以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斗争依然十分激烈。前者如中国建设中的大跃进——高建设、高指标，一夜之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大跃进式的超前带来的是经济上的混乱与停滞。
这种对公民权利保护的条款的命运，或许并不如当下许多中国学者呼吁再三，要求扩充基本权利。1982年3月-4月，财政部派出审计考察团赴西班牙和奥地利，1982年5月-6月又对美国、加拿大、日本审计机关实地考察。中国共产党在制定、修改宪法时始终对旧的历史老人和并不老的历史有深厚之情志。表1：四部宪法中公民人身权利规定的沿革与发展[38]4、制宪、修宪要学习、参考、借鉴、总结外国经验，但在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制定宪法过程中对外国经验时，已经不同于50年代的一边倒，即倒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39]，而是开始放眼看世界了。
主权在民最终解决的是权力归属问题，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正确问题。[33]具体可参见刘荣刚：《彭真与1982年宪法的制定》，载《人大研究》2004年第9期。
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如关于恢复国家主席的建置，中央酝酿了一年多的时间，一直未能做出决断，后经邓小平拍板，设立了国家主席。但有一点，则是我们不得不认可的：我们和制宪的师傅们制宪之时面临的麻烦问题是不同的。叶剑英在1978年受中共中央委托所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也提及我们的宪法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意志的集中体现[9]。
具体可参见萧功秦：《历史的眼睛》，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171-173页。[34]1979年6月彭真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对此，彭真向邓小平汇报宪法修改情况时，邓小平对此提出四点指导思想：第一，理直气壮地写四个坚持。（三）宪法制定的超前与滞后制宪修宪要与社会发展的现实相符，而对现状要审密慎思。
[9]参见《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78年3月8日。在这点上，西方国家和我们的选择是一样的。
具体可参见爱德华·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II页。第二，写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宪法修改草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后，提交全国人大。共识还在共识达成的过程之中。即公民除享有选举权外，还享有创制和复决，以对国家或政府的重大问题和决策全民公投之方式实现。82宪法的修改讨论工作前后达两年之久。由此展望82宪法之未来，其拥有足够容量，能够完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转型提供法律动力之历史使命。第三，宪法肯认了广泛的公民基本权利。
不确定规范在82宪法中还包括了宣示性规范、确认性规范、纲领性规范等。在中国走向成熟宪政时，仍有无足够的包容性和适应力。
82宪法是中国百年宪政历史的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立宪经验的总结。[41]（5）82宪法后的修改方式改变之前的苏联模式，即全面修改产生新宪法，而是采用以修正案方式进行修改的美国模式。
1、人民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的宣告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宪法在制定和修改时均宣告体现了人民意志和人民要求。由此可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了四项基本原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亿万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作出的历史性选择[29]。
二、人民共识的达成宪法应是人民之共识。因此，最重要的是使权力的行使者在行使权力时，遵守一定的政治伦理和法理限制，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可以视为国家权力伦理的归责法理。在政治权力行使中，人民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对于权力运作进行参与、监督和最终掌控。具体可参见前引34，第66-67页。
人们对它的景仰和崇敬不是漫不经心的，而是诚心实意的。[27]主要经验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同时也是75年修宪的指导思想。
而且是‘最后意见的决断者在场的讨论，不包括‘讨价还价和‘争辩。因为，文革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没有法制。
其中，中共党员65人（占61%），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员41人（占39%），少数民族10人（占9.4%），妇女7人（占6.6%），这个委员会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机构。（一）真实的宪法是历史的总结历史首先是本国宪政之历史。
与普通法律不同的是，宪法中不确定性规范的数量远多于其他法律，而中国宪法中的不确定性规范的数量又远多于其他国家的宪法。[20]而彭真则强调，全民讨论的过程，就是全体人民反复商议的过程，是统一全国人民意见的很好的形式[21]。[22]王人博：《宪法的中国性——五四宪法制定的背景》，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5年4月号。不确定性规范不具有明确的规范意义，但绝非毫无意义：它为宪法的适用提供了容量，可以为具体的宪法制度或宪法机制（如解释、惯例等）填充或加入丰富的内涵。
[7]张春桥在1975年受中共中央委托，向全国人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时，也提及加强党对国家机构的一元化领导的修改内容，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8]。在未来的日子里，宪法条款的修改在所难免，但宪法的整体则重在实施。
经过了4个多月的全民讨论，全国有几亿人参加了讨论。（3）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的宪法。
超前型常常把民主与宪政视为形式逻辑，期冀与幻想一个美人型的民主与宪政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能够塑成。82宪法以来，中国民主在发展，宪政也在渐进。